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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3日

李氏父子在冷笑

有次與台北市長郝龍斌拜訪新加Bore,同一天也訪問了李顯龍和李光耀,他注意到旁邊做記錄的年輕人才20多歲,他打聽為什麼?新加Bore官員回答,選擇優秀的年輕人栽培,雖是做記錄,但對視野有很大幫助。不論是大事、小事,都看到新加Bore的智慧。

新加Bore最近第9次榮獲全球最佳經商投資地點的肯定,世銀28日公佈「2015經商環境報告」,新加坡成為對商業投資客最有利的國家,創業者平均只需要花2天半,就可以申辦好手續,順利開設公司。

最新報告中,全球排名210依序為,紐西蘭、香港、丹麥、南韓、挪威、美國、英國、芬蘭、澳洲。想像中新加坡的政治圈,應當是個很講等級的地方。後來覺得不然。這些年見過新加Bore的幾位部長,感覺都是相當平易。不獨其人平易,主要是觀察他們與周圍人的關係,也是平易。






新加Bore雖小,對過往幾十年中國的發展特別是發展思路產生的影響力,卻遠遠超出了許多大國。新加Bore的成功,對強國領導人似乎有著特殊的吸引力。

新加Bore人口只有540萬,人均國民收入被世界銀行列在全球第四;連續八年在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Doing Business排名中名列榜首;連續三年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指數中奪得亞軍;被「透明國際」評為全世界最清廉的國家之一。與周邊國家相比,經濟富庶、秩序井然的新加Bore儼然一個優質偶像。

1978年鄧小平出訪新加Bore,啟發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30多年來,萬多名中國官員前往學習治理之道,南洋理工大學被冠以「海外黨校」之稱。習近平也曾多次拜訪李光耀,稱其為我們尊敬的長者。

2013年以來,新一屆強國領導層的改革手法,也頗有新加Bore的影子:一手加大市場在經濟中配置資源的程度,另一手全力整治腐敗,打造廉潔隊伍。新加Bore的服務型政府、精英型政黨、加大執政黨與民意的溝通、塑造集體大於個體的儒家價值觀等,被視做可以繞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實現長治久安的替代方法。


一個社會之中,什麼成就是最受大家尊重的?從尋常人的回答可看出這個社會的文明層次。當這個孩子有官相,長大要當官成為讚美之辭時,當學校的最高權威是行政領導而非專家教授時,這就是一個官本位社會,官員擁有權力和資源,受大眾羡慕。官員是財富分配者和秩序維護者,官員並非知識、財富的創造者,一個官本位的社會,不會是知識持續突破的社會,也不會是一個可持續發展之社會。帶來新知識者,帶來新財富者,這兩者被尊崇,則人心智的力量就流向了知識創新和經濟創新了。未來的制度變革,其實本質就是重新調整社會的價值制度,尊重什麼否定什麼,以此引導資源的新配置。

李光耀的長子李顯龍,小時讀華文小學,22歲從英國劍橋大學畢業,學的是數學。據說他的數學成績極好,以至於畢業後有機會留在劍橋,不過李顯龍選擇了回國。後來還在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讀了碩士。此後,他擔任過新加坡國防部政務部長兼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政務部長、貿工部部長和國防部長。1990年,當吳作棟接任李光耀出任總理後,李顯龍出任副總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他以副總理之職,兼任了金融管理局主席,後又兼任了財政部長。

2004年,李顯龍接替吳作棟,成為新加坡第三任總理,在位至今。李光耀在1990年離開總理一職時,出任新加坡的資政(Minister Mentor),那年他67歲。他任此職直至2011年。據說,李顯龍出任總理後,父子二人為工作便,以職務相稱,父親稱兒子為PMPrime Minister),而兒子稱父親為MM

李光耀非常羨慕香港人的優秀基因,他認為香港人集合中西人種的精華,特別是逃港難民之中,很多資本家、知識分子、民國軍官及文官,反而新加坡以廣東福建農民為主。他認為能否成才既取決於後天環境,更取決於天賦基因,而人才是贏取城市與城市、國家與國家之間競爭最重要的因素。

1983年,李光耀在國慶群眾大會上發表了出人意表的講話。李光耀在講話中指出,新加Bore的男性大學畢業生若要他們的下一代像他們一樣有所作為,就不應該愚昧地堅持選擇教育程度和天資較低的女性為妻。這次講話引起了很大反響。後來,人們稱那次講話為李光耀的「婚嫁大辯論」。促使李光耀決定發表那次演講的原因,是放在他桌上的那份新加Bore1980年人口普查的分析報告。


在李光耀看來,新加Bore1980年人口普查的分析報告顯示了兩個令人堪憂的問題:首先,隨著政府推行的的計劃生育政策,新加Bore雖然已經把生育率降低了,卻很不均等。教育程度越高的婦女,孩子越少;教育程度低的婦女,孩子越多。40歲以下沒有受良好教育資格的婦女,每人平均生育大約三個孩子,小學程度的婦女平均生育大約兩個孩子,中學和高中程度的婦女平均大約生育一又三分之一個孩子,大學程度的婦女大約生育一又四分之一個孩子。一句話,新加Bore的生育狀態屬於「劣幣淘汰良幣」。

於是,新加坡過去20多年來大開門戶,廣招移民,血緣、語言和文化相近的蝗蟲,成為最大的貨源。 這麼短的時間內,人口結構產生大變化;540萬人口中,大約100萬是來自強國的新移民。 

新加Bore政府的原先盤算,以為強國人就像是大馬華人,很容易就可以融入新加坡社會,但是,20年後才發覺,強國人或許血緣相近,語言可通,但是,他們卻是一種DNA突變的特殊族群,質地屬於優、良、常、可、劣中的下價貨。

蝗蟲有本身的生活方式,形成本身的圈子;他們的語言很單一,不像是新加Bore的多語社會,他們的文化取向是農村和共產主義的結合體,不是新加Bore建國以來特有的半唐番的多元文化體;他們關心和認同祖國,多於他們的國家新加Bore 年多前,一個蝗蟲新移民家庭,不滿印裔鄰居煮咖喱的氣味,一狀告上法庭,引發軒然大波。蝗蟲力挺同類,新加Bore本土居民則發起集體煮咖喱抗議。 

李氏父子也許在冷笑,什麼世界性指標也追過香港,連我也投降,把占爸占媽送過去享福,他們的人民行動黨政府卻不知道有文化差異學這門大學問,凌駕於優生學之上。李氏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結構一知半解,20年後才發覺,新加Bore已經快要一分為二。 

我爸媽正在虛心的學煮咖哩,睇下有冇人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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