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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1日

公平的遊戲,是我要的遊戲



多年之後,Alan問那個當年面試他的老闆為什麼要招自己。老闆答:因為你有很好的常識。

那個時候,國內經濟學教育跟國外脫節比較嚴重。很多外資行覺得不如招個英文好的自己培養。

1998年,Alan從上海搬到香港,正式加入這家港資銀行。跟當記者時比,這份新工作的待遇頗為豐厚:月薪15000港幣,宿舍公司提供。投入一份全新的工作,他開始在游泳裡學游泳。

Alan的第一份職務就跟債有關。他要負責是給紅籌(國有企業在香港或海外上市)公司、私人企業做融資。

到了2000年,24歲的Alan被派到深圳,成為銀行深圳分行的信貸部主管,身肩給無數中小企業放錢的重任——那時深圳的樓才2000元一平米。

那個時候(貸出去)500萬是不少的,真金白銀出去的。他說。

雖然在這家港資銀行做得很順,但Alan開始求變。

首先,商業銀行對培訓生的職業規劃有清晰的軌道,只要不出大亂子,可以一眼看到未來,這種確定性讓他覺得乏味。其次,Alan更渴望能直接做投資,而且這個欲望越來越強烈。

我總覺得缺點什麼。他說。

這是個公平的遊戲
9·11恐怖襲擊發生時,Alan正在職業生涯上苦苦尋找突破。他琢磨著去美國讀個研究生,還上了紐約大學的候選名單。美國夢似乎觸手可及。

其實大學畢業時,Alan就拿到過美國某大學的錄取。但由於學校沒有提供獎學金,他被迫放棄。

人就是這樣,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他笑著說。

恐怖襲擊改變了Alan和無數中國學生的命運,美國的簽證局勢開始變得困難。與此同時,Alan拿到了倫敦商學院(LBS)的錄取,還拿到了銀行的低息學費貸款。英國變得比美國更加可行。

經過衡量,Alan決定到倫敦讀書。他沒想到在歐洲一待就是十年。必須承認,這中間也有些運氣的成分。

2002年,Alan從倫敦商學院碩士畢業時,正好趕上英國第一次推出高素質移民項目。Alan的綜合打分綽綽有餘——這意味著他可以留在英國找工作了。

當時,一家管理120億美元資產的歐洲對沖基金正好在招人。他們需要找一個對亞洲、臺灣和大中國特別熟悉的人做亞洲市場的可轉債。

可轉債具有股票和債券的雙重屬性,當股價上漲時,投資者可將其轉換成股票,享受股價上漲帶來的盈利;而當股價下跌時,投資者可不轉換而享受每年的固定利息收入,待期滿時償還本金。

Alan加入了倫敦這家對沖基金,主要負責交易亞洲市場的可轉債。作為分析員,他和交易員共同負責一個帳本,説明交易員尋找交易的想法、時間點,監測交易的頭寸。

這份工作見證了Alan人生的許多第一次:第一次用彭博終端,第一次開研討會,第一次跟要投資的公司見面。

在實戰中,Alan的能力得到迅速提升。2005年,對沖基金開始找私募(投資)的機會,我們開始做特別機會投資。

Alan所說的特別機會投資,是指對沖基金自己尋找有成長性的公司,跟公司協商條款,設計融資結構,找人包銷。


講到這,Alan指著我放在桌上的白色Kindle說,比如你看的Kindle,其實用的是一種叫E-Ink (電子墨水)的技術。作為Kindle的長期忠實用戶,我很早瞭解過電子墨水技術,不過我從來沒有思考過這技術專利是由哪家公司擁有。

Alan解釋說,自己在倫敦時研究發現,電子墨水這一核心技術被臺灣的造紙公司永豐餘集團(TPE1907)買了。於是我們就買了很多永豐餘集團的可轉債,股價兩個月升一倍——趕緊出貨。類似的可轉債交易,Alan還做過中國燃氣(HKG0384)。1.84的可轉價,3.80出來。兩年時間。

這段經歷讓Alan的基本面研究能力大漲,也讓他對於跨資產類別(債券,股票)的交易得心應手。

你做好自己的研究,做一個決定,然後等待你的決定被證實。如果你對了,你會得到獎賞,如果你錯了,你就等著被懲罰——這是個非常公平的遊戲,這就是我要的遊戲。

在倫敦這家對沖基金,Alan的角色漸漸演變為兩重。

首先,他是交易平臺上的分析師。我跟交易員一個帳本,到年底看我們的表現怎麼樣。交易員是基金經理的角色,但交易的點子和風險管理我有很大的參與權。

其次,他也是一個私募投資經理。最好的東西都是自己找的。私募和對沖很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008年,淡馬錫控股企圖用8億美金收購Alan任職的對沖基金10%的股權。
我老闆想要20億,太貪心。他說。隨著金融危機襲來,雷曼兄弟倒臺,這個收購的提案也不了了之。

同時,Alan感覺自己的職業生涯到達了一個瓶頸。

在對沖基金做PM(經理),一定要往交易走。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做交易那塊料。一旦跟自己坦誠相對,他的擔子立即就輕了許多。

人呢,要對自己要誠實一點。沒有必要打腫臉撐胖子。N多年後我覺得,如果你坦然面對自己,都有機會。千萬不要做那種明明自己不是,偏要扮著是的人。

我不要溫水煮蛙
午餐高峰時段到來,出來覓食的白領逐漸把我們周圍的桌子佔領。我和Alan大快朵頤的同時,話題也轉到他職業生涯中特別的一站:巴黎。

你知道法國有飯票這種東西嗎? Alan一筷子壽司下肚,問我。

聽到飯票這兩個字時,我腦海浮現出初中在學校食堂搭夥時的那張油膩膩、色彩鮮豔的塑膠紙。票上印著一個雞腿或者一碗白飯,飯票上常印著兩個大字二兩

不過Alan告訴我,法國公司發的飯票不限於食堂,在所有餐廳都能用。每個公司中午都會有715歐元的午餐券。公司出50%,自己出50%。然後自己的50%是免稅的。


我在巴黎只是浮光掠影地待過,法國人良好的穿衣品味和美得不像話的城市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不過直到去年讀到美國右翼作家Mark Steyn探討歐洲穆斯林化和西方衰落的著作《America Alone: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時,我才開始認真思考歐洲的福利體系給社會進步和創新帶來的阻力。

Alan親身體會過這種共產主義社會的枷鎖。

到巴黎一個月,我就收到稅單了。50%的稅,發瘋了吧。他說。

Alan在倫敦的職業生涯碰到瓶頸時,巴黎一家對沖基金找到了他。這家歐洲最大的獨立資產管理公司有200名雇員,管理資產達550億歐元。

對沖基金的老闆告訴Alan,自己要做新興市場的債券基金,將來還要在香港開分公司,並承諾可以讓Alan獨立交易,條件是Alan先在巴黎待三年。

我覺得三年也行啊。”Alan咬咬牙,同意了。

Alan並不是沖著錢去的,因為就薪酬而言,上一份工作給得也很好。同時,Alan2008年年底跟在倫敦相識的太太結婚。2010年,他們的兒子在倫敦出生。如果Alan去巴黎,他面臨著跟太太和兒子分居。儘管如此,當時的他像一頭困獸,急切地想在職業上尋找一些改變。

這個行業競爭很大,沒有什麼可以停止不前。你保不住現在的,只有往前沖。”Alan說,我當時想,難道我要做一輩子分析員嗎?

就這樣,Alan隻身搬到巴黎。

到了巴黎,他發現,雖然都是在歐洲,但法國跟英國就是兩個世界。法國同事用自己的傲慢態度先給Alan來了個下馬威。

我們辦公室一半是非法籍人士。亞洲就我和一個韓國人,他還是在英國土生土長的。辦公室早上開會,明知道有人不會講法語,他們卻一定要講法語,就好像當你不存在一樣

除了辦公室的不友善氣氛,Alan發現自己跟同事和老闆在投資理念上也存在差異。

法國人老覺得在新興國家,地產和銀行股好,是最能體現經濟成長性——理論上是對的,但在中國不是這樣啊。他說。

連續一年,Alan堅持搭星期五下午4點的火車,從巴黎回倫敦,陪太太和兒子過週末,星期一早上4點起床,乘5點的火車從倫敦回巴黎上班。

2011年年底,他覺得自己在巴黎待得差不多了,跟老闆和平分手。

回到倫敦,Alan帶著太太出門度假,繞著地球飛了一大半。旅行中,Alan一直在思考自己下一步應該怎麼走。他不想離開金融業,他想繼續做投資。

跟太太商量後,Alan決定帶全家搬回香港。做了亞洲市場這麼多年,他感覺也是時候回來住一陣子了。

在歐洲生活了10年,Alan和他的香港籍太太起初對香港都感到不適。因為一切都那麼。即便如此,他倆還是找到了一套夠大的公寓,把在英國的2米大床運回到新家的臥室,成功實現了許多香港人終生奮鬥的目標:三面下床

做選擇的過程總是很痛苦,但Alan說他自己儘量把這個過程縮短。

我覺得(人生)選擇不要太多。選擇太多很痛苦。而且不知道哪個最好。他說。選了就不要再想,人生是不能去假設的

入行17年,Alan說自己對職業生涯的每一段經歷都心存感激。哪怕是讓他不舒服的巴黎,也逼得他跳出自己的舒適區,去嘗試不一樣的事。

一直在一個環境待著,就像溫水煮青蛙。走出去,哪怕有不順利,每一步也都是進步。”Alan說。丟掉了對失敗的恐懼,Alan說自己就更加不在乎面子了:

年輕的時候還有面子的問題,希望自己有其實沒有的東西。但現在(我)無所謂,越坦誠,越沒有壓力,才越能超越你自己。

對了,Alan最終果然沒碰那碗米飯。

@交易門記者春曉  發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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