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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1日

從華爾街到河南愛滋村



一個人有趣,往往比有錢更重要。
  
杜聰。哈佛高材生、華爾街銀行家,社交圈全是世界名流人物。和石油大亨Rockerfella曾孫女喝下午茶,被林青霞邀請共舞。

然而在萬眾羨慕的目光中,他卻辭去了百萬年薪的銀行工作,回到祖國,一頭紮進河南的一座小山村。這座山村裏全是愛滋病患者。也就是從那天起,世界少了一位傑出銀行家,多了一位平凡的抗癌鬥士。

剛來山村的時候,他發現幾乎每10個人中就有4-6個感染了愛滋病。他們在病魔折磨中苦苦掙紮著,最終在陰暗潮濕中離開人世。這間破舊、陰暗、潮濕的房間是他們降臨的起點,最終也成為大部分人的人生的終點站。第一次見證世間骯臟的杜聰失眠了。他噩夢纏身、經常夜半哭醒、有時白天無故哭泣,一連好幾個月。

有一天,一位病危的母親拉著杜聰的手乞求,「我不行了,希望你能照顧我的孩子,拜托你了。如果有人願意資助他讀書,那我就死得安心了。那一刻,他開始拷問自己,反思生命。他突然感悟:浮生若夢,行大愛才是真諦。

就這樣,這位未來傑出銀行家辭去了百萬年薪的工作,跑到這座山村中救助滋病後代的孩子。他的父母不理解,罵他是不孝子不願意在認這個孩子。他的親朋好友輪番勸說他別這麽執拗,世界上有太大不幸之事你救不過來。

但杜聰沒有反悔。十幾年下來,他一共資助了2萬個孩子,讓2500人考上了國家重點大學甚至追隨他的腳步進入哈佛的也有。

而那些不願意上大學的孩子,他幫助上技校。有的去「海上青焙坊」學習烘焙,畢業後進入五星級酒店工作,表現出色,還留學法國
杜聰說:「成功」在如今社會被定義得世俗狹隘,金錢、地位、榮譽。沒有得到的拼命追求,已經得到的還想得到更多,人的一生如果只是得到與追逐的過程,這些都會隨著生命的殆盡而消失。

有錢還是人生最重要的追求,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杜聰與我結緣二十一年。1992年我第一次跟杜聰會面是在洛杉磯我朋友的家中,他那時還在哈佛大學念碩士,主修東亞研究。他對民國史特別感興趣,這裡有家族的淵源:原來他外婆的祖母就是孫中山的姊姊。

杜聰遠從波士頓到洛杉磯來會我是因為選讀的中國文學課程需要寫論文,他挑中了我的小說《孽子》,所以來訪問原作者。他那時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有禮貌,有教養,聰明溫文的青年學子。他出生香港,中學便來到美國求學,可是他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傳統文化懷有一份由衷的尊敬與熱愛,這一點使我們之間馬上建立對話,開始我們悠久的忘年之交。

後來杜聰到紐約從事金融工作去了,他在銀行界做得很成功,年紀輕輕,高薪厚職。杜聰在紐約過的完全是美國中產階級的生活,杜聰懂得生活,喜歡生活,也享受生活。他常去大都會歌劇院聽歌劇,曼哈頓上最高級的美食餐廳,他都去過。他去歐洲旅行,好玩的地方如數家珍。如果他繼續在紐約工作下去,大概也就變成了一個典型的華爾街族,一架超級賺錢機器,但是上天賦予他的使命遠不止此,杜聰要擔負的,將是一項度千萬人苦厄,巨大無比的人生重任。

1995年,一個偶然機會,杜聰調職香港,回到他自己的家鄉,在香港他成立了智行基金──這個日後變成他從事慈善事業的基礎。二十一世紀初,又一個偶然機會──事後看來,也許並不偶然,而是上天一步一步的安排──杜聰在北京遇到一個因輸血而傳染愛滋病的青年,醫院追蹤到汙血的來源,竟是河南的農村。

原來上世紀八十年代,河南農村因賣血而造成數萬農民感染愛滋病的大災禍,大悲劇。當地政府鼓勵農民賣血,把血漿抽走後,竟然又把混在一起的血液注射回賣血者的身體內。衛生人員的無知,造成無數家庭父母死亡,剩下成千上萬的孤兒,嗷嗷待哺,陷入絕境。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在這個關鍵時刻──2001年,杜聰似乎也聆聽到那些無助孤兒發出來求救的哀音,把他引到了河南那些愛滋村,從此踏上了修菩薩行的道路。

杜聰到了河南上蔡這些鄉鎮,他發覺他走進了人間地獄。河南本來就是中國最貧窮落後的省分之一,人口近億,八十年代,農民賣血五塊美金一袋,只想以他們自己的鮮血來換取較好的生活,沒想到如此卑微可憐的願望卻換來家破人亡的災難,像上蔡,全村的愛滋病戶,竟佔了六成。

杜聰走進一戶人家,兩位老祖父母帶領著五六個孫兒過活,兩房兒子媳婦統統因為賣血染上愛滋病亡故了。老夫婦本來自己生活已嫌艱難,一下子增加了一群孫兒,兩個白髮蒼蒼的老人,活活被生活的重擔壓垮。杜聰又進到另外一家,父母都染上愛滋,父親先走,母親病得奄奄一息,剩下一個初中輟學的女兒,即將變成舉目無親的孤女;彌留在床的病婦向杜聰哀求,希望在她身後杜聰能幫助她的孤女復學,給她的孩子一個未來。這些成千上萬的孤兒,大部分都輟了學,可以想見,他們日後前途之黯淡,很可能沉淪到社會的低層,永無翻身之日。病婦託孤,讓杜聰受到極大的震撼,他承諾下來,要幫她的孩子回歸學校,得到一個向上的機會,那是杜聰對河南的愛滋孤兒所行的第一個善舉。此後近十年間,杜聰的智行基金幫助了一萬二千個孤兒復學,其中已有五百個考上大學,這些曾經墜入絕望深淵的孩子,由於杜聰一念善舉,而改變了一生命運。

這十年來,杜聰全身投入扶助愛滋孤兒的事業,他辭去了銀行高薪的職位,他已升到銀行董事,奔走於香港與河南之間;無論寒冬炎夏,杜聰總跟他的那些孤兒們在一起,共甘苦,粗食淡飯,甘之如飴,這與他在紐約的享樂生活天壤之別。是面對人類大悲劇、大苦痛時,啟發了杜聰近乎宗教救贖,己溺己飢的情操。我相信,杜聰本來就有善根佛心,他全家信佛,輔救河南孤兒,杜聰立下終身相許的悲願。

當然,杜聰面臨的是艱鉅無比的挑戰。頭幾年,杜聰完全孤軍奮戰,一個人馬不停蹄,全世界去募款,僅憑著他一顆善心去觸動其他有心人的善意。然後他提著千辛萬苦募來的款項,風塵僕僕趕到河南,還得低調行事,悄悄地把錢交到學校,替孤兒們繳學費復學。這種善舉不能聲張,因為政府掩蓋愛滋災禍真相,不准外人揭疤,記者、醫生去關懷,都被趕走,杜聰也曾被跟蹤監控。要不是他持有美國護照,恐怕早被驅逐或抓了起來了,但他的善行終於感動了當地低層有良心的官員,得到他們的暗助,杜聰「救孤」的事業得以在默默中進行。

為孤兒們帶來人生的希望
杜聰也會有感到挫敗的時候,他告訴我,有一陣子,他一個人曾在夜裡哭泣,因為面對的災難實在太大,向他求助的人太多,他感到個人力量太微薄,因而覺得沮喪無助。我安慰他:佛家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早已不止救過一個人的性命了。我比喻給他聽,中國的愛滋風暴如一場森林大火,四處蔓延,絕不是你一個人能撲滅的,但你如果能把眼前一些火頭熄滅,已是功德無量。


事實上,杜聰這些年來,扶助愛滋孤兒,成績斐然,他得到聯合國的資助,美國克林頓總統也曾到過河南會見他的孤兒,大小的慈善獎杜聰都得過了,然而我認為杜聰最大的貢獻是他給他的孤兒們帶來了人生的希望。他的孤兒們都叫他「杜叔叔」,他們失去的親情,從杜聰身上得到了補償。前兩年,杜聰邀請一連兩批孤兒大學生到香港來參加馬拉松賽跑。我見到這些年輕人,他們臉上已察覺不到當年災難留下的陰影,我看到的是一股努力向上的自信與意志。他們的專業,有電腦、石化、醫學、護士、外語,還有一位女孩在東南大學念電機工程。可以想見,乘著這波「中國崛起」,這些孤兒學生的前途是光明的。如果沒有杜聰扶助孤兒計畫,這些年輕人,恐怕仍在河南窮苦農村耕田維生,或者浪跡天涯當民工去了。假期,有的大學生回到家鄉,參加杜聰的計畫當義工,扶助其他仍在苦難中的孤兒。2008年四川大地震,杜聰率領一群孤兒學生到四川救災。那些孤兒學生回來說,他們見到更大的災難,幫助過其他比他們更不幸的難民,他們愈加懂得惜福感恩。我覺得這才是杜聰扶助孤兒計畫了不起的地方,他不僅給予孤兒們金錢物質的幫助,更恢復了那些年輕人對人生的信念,啟動了他們的善心,懂得感激回報。

杜聰近來跟我說,他的「家累」越來越重了,因為他手上有八千多個孩子等著他替他們繳學費,一年他需募款一百八十萬美金才夠開銷。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這兩三年世界經濟不景氣,募款更加困難。我看他飛來飛去,不分晝夜,常常累得坐在車上打瞌睡──杜聰這幾年睡眠嚴重不足。但他的孩子們學費沒有著落,他沒法安眠。我參加過兩次杜聰在香港舉辦的募款義賣晚會,會上我幫他義賣,叫喊得聲嘶力竭,希望替他多籌些捐款,只要籌到二萬五千港幣,便可幫一個大學生讀書四年,也就很可能改變那個年輕人的一生。杜聰修菩薩行所要走的道路是崎嶇而累人的,但是十年獻身,杜聰在精神上卻得到大豐收。

「助人為快樂之本」,我看杜聰跟那些孤兒合照時,總笑得那樣快樂而滿足,他在度那些孩子,攜領一萬二千個孤兒脫離苦厄,那些孩子也在度他,給他一個機會,完成他人生最莊嚴的「救孤」悲願,杜聰是上天派遣給那些孤兒們的「人間菩薩」。

@白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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