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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4日

Asian Godfather ---- 從黑金政治了解亞洲的家族企業




下面這文章刊出日期20102月,已經隨垃圾Yahoo Blog消失,Herbert Kwong幫我找回。

90年代初,我公司一直掛住呢張海報,係Al Pacino教父 Godfather 3嘅電影海報,教父一二三係我All Time Favorites,海報上有一句嘢幾乎係我嘅座右銘:Real Power Can’t be Given, It must be Taken.

我印尼個司機阿乜問我:「占Sir,你知唔知我地印尼嘅首富是誰?」我話:「乜唔係林紹良咩?」「對對對,咁第二同第三呢?」「等我諗諗先」「咁你又知唔知馬來西亞嘅嘅首富是誰?」「乜唔係郭鶴年咩?」

「新加坡咁旺係靠我地印尼人落去洗黑錢……」俾佢拋書包拋到我飛起,我的起心肝呢個農曆年狂刨Forbes Asia, Fortune同埋重温翻呢本Asian Godfather,等我下次去窒翻佢。

呢本Asian Godfather係我2010年推薦之一,三日刨完,領悟甚多。

這本書可以說是我讀過的最好的,紀實類財經書籍之一。我會用一個禮拜同大家分享下我地週圍亞洲地區(含香港)Family Business啲惡行,佢地點樣掠奪上市公司小股東利益,如何透過家族控制之銀行抽水。

雖然我們早就知道馬泰印菲的腐敗和混亂,東南亞的Family Business大老闆都很避諱自己起家的歷史。比如霍英東靠朝鮮戰爭時為大陸走私戰略物資,澳門賭王靠太平洋戰爭時的走私。李嘉誠靠的是岳父家的提攜,他的百佳排斥國際品牌如家樂福的競爭。老闆們依靠壟斷地位的核心現金流的生意,面對競爭,其實冇乜真本事。當年牛奶公司下屬的Wellcome與大陸佬合資成立了深圳的惠康超市,國企老闆受和黃地產與零售結合的啟示。香港的管理層除了拿走了天價的薪酬,沒有什麼特別的本事,Walmart一進來,惠康馬上就結業了。

東南亞的Crony Capitalism更加黑暗,印尼蘇哈圖家族及蘇泰國的前總理他信夫婦是個大貪官。但我們原來對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並不很瞭解,有關亞洲的議題,除咗飲飲食食,其他都係仆直。而該書讓我在這方面增加了很多知識,使我對這些國家中一系列眼花繚亂的政變/政權交替,有了比較清晰的理解。如果要對這些國家進行投資的話,我現在會非常謹慎。

但給我帶來最大啟發的,還是對新加坡及香港經濟模式和富豪的批評。雖然人們把新加坡香港視為區內發展的模範,但實際上,這兩個城市成功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被腐敗及低效率的國家/地區所包圍,而他們把自己定位為這些國家提供洗錢及走私服務的中心。

而新加坡香港這兩個地方,在政治經濟體制上雖然差別很大,但人均GDP卻沒有大的區別。顯示新加坡香港的根本優勢,還是在於地理位置和市場定位。

當讀到這些富豪們如何,愚弄大眾,瘋狂斂財時,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憤怒(例如私有化8號仔),相對比而言,你會覺得陳良宇周正毅黃光裕等等真是太小兒科了,但接下來你會覺得困惑,在這些看上去是民主的社會裡,他們為什麼能一次次地得逞呢?最後,你會思考,到底是怎樣的社會經濟政治環境,養育了這些富豪?

--- 前文完 ---


糖王這本驚世之作,作為這段歷史的補充。

這位縱橫四海的企業家,坦蕩的作風與不畏權勢後果的魄力,或許正是他一貫作風,也加倍增添了本書的可讀性。

生長於英殖民時期的馬來亞,少年時期馬來亞被日本侵佔,使得郭鶴年萌生濃濃的反殖情懷。

六十年代初他在倫敦從事食糖生意,與英國糖業貿易商嘉利高(C. Czarnikow)的高層會面,那位高層以教訓的語氣反對他在大馬建糖廠,讓他覺得英國殖民主義和壟斷思想在那個年代仍然陰魂不散。

他早年也曾面對英資銀行的種族歧視,說他們寧願貸款給拾荒的白種人,也不考慮貸款給正當的本地商人,「膚色決定一切」。他還記得當年一家英資洋行的收款單上赫然印著:「歐洲職員簽署後,收據方為有效」。郭鶴年指出,雖然在英國人時代已經給予馬來人一些Jetso,馬來亞1957年獨立後也延續這些優惠,但並沒有過度的偏袒與傾斜。然而五一三事件卻對馬來西亞的體製造成巨大衝擊。一些長期以「馬來人地位低下受華人印度人壓迫」為訴求的馬來極端分子進一步在政治上擠壓東姑等溫和與開明派領袖。

五一三之後,郭鶴年看到馬來西亞商界開始發生變化。在此之前,他為了協助國家發展,應政府要求走入船運業,開設鋼鐵廠,在借助華人力量的過程中,馬來領袖大致表現公道。然而五一三之後,馬來領袖剩下一個邏輯:「馬來人需要援助」。

1971
年,第二任首相敦拉薩(現任首相納吉之父)啓動一項為期二十年的「新經濟政策」,目的是希望在二十年內縮小馬來土著與華人之間的經濟差距。

國家部門下令非馬來人開設公司,必須把百分之三十股份出售給馬來人,並且是要求低於當時的市值,但馬來人在獲得配股之後,過了一段時間就會把股份套利,在華人買回來後,過幾年再查訪股份結構,發現馬來人持股又低於百分之三十,又會要求再配股給馬來人。

郭鶴年質問,這無疑是強盜行為:「難道有政府認可,就不算是搶掠嗎?」他說,馬來人急於縮小與華裔之間的經濟鴻溝,卻走了有害的捷徑,副作用則是種族主義越演越烈。

然後,就沒後了然後,Say Hello to Hong Kong,遷都香港。

七十年代在香港,郭鶴年最早的重要投資就是九龍香格里拉大酒店,之後就連續在香港大興土木,並接著進入大陸。

文革期間中國大陸嚴重缺糖,派人秘密與他接觸,希望透過國際商品市場進口,基於對中國的感情,郭鶴年開始一連串的部署,避免引起國際市場注意,私底下在全球食糖市場調兵遣將,不但解決了問題,還為中國賺取了一筆外匯。

香港改變了郭鶴年
1980
年代,馬國政治部請他轉達中國,停止馬共的廣播,並且以書面保證停止支持馬共及其領袖陳平,郭鶴年當時已是億萬富豪,卻毅然隻身奔走,終於促成馬國政府與陳平簽署和平協議,馬共走出叢林。郭鶴年在這事件中也不無特殊情感,因為他的一位哥哥郭鶴齡便是馬共成員,五十年代在叢林中死於英軍槍下。

郭鶴年成年後把公司和家安在新加坡而不是新山,因為新加坡是國際商港,資訊流通,但他在七零年代移居香港,則是因為新馬兩國對企業徵收的稅率近乎懲罰性而且極其嚴苛,賺一元基本上只能剩下五毛錢,甚至讓他覺得稅務審計「有點像宗教裁判所」。而相比之下,當時香港的營業稅只有百分之十七。

搬去香港以後,相比於新加坡,那又是更開闊的環境。他形容,全世界大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每年都會去香港,資深副總裁會去新加坡,副總裁或部門經理則去吉隆坡,這是當時國際企業界的次序,而今天,首席執行官會去北京和上海。

移居香港改變了郭鶴年的事業和家庭,他毫不遮掩地向讀者交代他在香港愛上現在的妻子何寶蓮,為此他大哥、老同學和母親都曾責怪他。元配謝碧蓉在獲知之後經過一番深思,不願離婚,慨然接受現狀,「準備好與另一個女人一起擁有」,於是他就有了兩頭家。

難忘與鄧小平見面
郭鶴年雖然是在馬來亞出生,卻有很深的中國情懷。郭鶴年也曾與幾代中國領導人見面,包括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與習近平。

他在1990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與鄧小平會面,是鄧小平最後一次的公開正式會晤。鄧小平當時說:「三十年後,中國將會成為亞洲最重要、最強大的國家,而亞洲將成為全球最強大的地區。」

郭記憶猶新,並指鄧說這話時很謙遜。在他印象中,鄧小平是一位善良、友好、無私的人。但當鄧談到台灣問題時,郭第一次看見他帶著一絲極度的挫敗感。對於習近平,郭鶴年則稱許他的反貪腐。不過,他指出,中國現正面對的兩個最大挑戰,分別是恢復道德教育與確立法治。


興建北京國貿的挫折
在大陸初期經歷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等等碰壁和打擊,包括興建北京國貿中心項目過程中的波折和阻礙,他都仔細描述,並歸納出心得與讀者分享。

在香港和大陸的發展過程中,一個大危機是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爆發,當時港島香格里拉酒店的入住率曾經只有百分之二。媒體充斥各家企業緊縮業務裁員的消息,但他拒絕考慮,因為那無異於將員工遺棄在沙漠里。有趣的是,就在往建築業越做越大的時候,郭鶴年才想起年輕時在馬來西亞新山的家,還在從事種植和麵粉加工業,沒想過做房地產,有一天碰上一個印度人,看了他手掌就不斷告訴他,「你會蓋很多很多房子,不停地蓋房子」。

雖然是郭鶴年的傳記,但貫穿全書的靈魂人物是他的母親鄭格如。這位出身福州的閨秀年輕時被父母從大學里中斷學業,盲目到南洋嫁給一個陌生人,才發現丈夫又吸鴉片又好賭,性格也不合,後來又有外遇。

郭鶴年不停強調母親對他人格的影響,直到他中年以後,一旦有生活和業務上的疑惑,都會去請教母親,而母親總能在言語和思考中,以及從佛理上,為他找到解答的路徑。母親的教育讓他在商業和公司管理上建立嚴謹的道德原則,也讓他從小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產生親切感。

母親晚年篤信佛教,常根據中文報章報道的社會悲慘和苦難者新聞,拿著剪報要公司助理去捐錢,並且要求匿名。郭鶴年這段敘述猛然令人想起新加坡報社早年經常收到一位「無名氏」的捐款。從來沒有人知道那是誰。

郭鶴年具有非常濃厚的商人性格,經商手段快、狠、准,做事勤奮果斷,對下屬異常嚴厲,但採取把股份與下屬共享的方式,而贏得下屬的忠心。


此書,肯定是2018年最重要的一本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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