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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4日

牛津神童鄧安銘:要做就做1+1=3的事



三年前,我在香港見到來自馬來西亞的年輕攝影師鄧安銘(Ming Thein 。他正在香港演藝學院舉辦攝影展。

鄧安銘有讓人艷羨的天資,16歲就從牛津大學取得物理學碩士學位。對他寄予厚望的父母希望他能當醫生、律師,或者做金融。鄧安銘如父母所願,先後任職於咨詢公司、對沖基金、跨國企業等。

然而金融圈給不了他成就感,和他想要的意義。在金融界拼搏10年後,他終於「忍無可忍」,拿起相機去做了全職攝影師。

成為全職攝影師以來,鄧安銘每天平均工作12-14個小時,從2011年開始,一天假都沒有放過。他的客戶包括SwatchNissan汽車、HijjasKasturi建築集團、丹下健三建築集團等。他用自己的勤奮和實力證明:搞藝術不會餓死,而且也可以過得不錯。除了攝影,鄧安銘發瘋地熱愛寫作。他積極耕耘自己的攝影博客(http://blog.mingthein.com),2012年至今共寫了250萬字,發表了幾千張攝影作品。他寫作話題從器材評論到攝影理論,從實踐心得到拍攝哲學,覆蓋攝影的方方面面,吸引了全球的骨灰粉和器材控。他如此勤奮地打字,以致敲壞了兩把鍵盤。

三年後,我再次對話鄧安銘。此刻,他的人生又在飛速演進:2017年,他被任命為哈蘇的戰略總監,還創立了自己的手錶公司。鄧安銘已經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斜槓青年」(Slash Boy)。

春曉:攝影師和寫作者有很多共通點,我們都是內容的創造者。這裡面有巨大的樂趣。我從小就很喜歡寫作。小時候作文常在報紙上發表,不僅稿費拿到手軟,更感覺到來自同齡人滿滿的崇拜。長大後,我發現大家都崇拜金融的,搞科技的,或者炒房的。在現在的中國,文字工作者要麼被叫做「小編」,要麼被叫做「寫手」,似乎沒人覺得這是個「正當」的差事。你當年明明可以一直拿高薪,卻從金融行業急流勇退,改當攝影師,為什麼這麼想不開?


鄧安銘:我不是想不開,我是想開了。我在金融界了10年,就是一點也不喜歡。每天做spreadsheet、開會、平衡辦公室政治,這無法給我滿足和成就感,也沒有任何樂趣。我做了10年,卻沒有幾個朋友。很大的原因是跟這個圈子里的人三觀不符。


我當然不想跟錢過不去。賺錢很多當然好,但賺那麼多錢,如果沒有時間花,沒有時間跟親人、朋友一起度過,有什麼用?到頭來,我必須賺更多的錢去填補空虛。終於我問自己:到底是為什麼,我為什麼不開心呢?那時我意識到,我必須創造出實實在在的東西,才能找到快樂。而我的宿命不是當工程師,不是做投行,而是做名攝影師。

春曉:我很理解你所說的創造的重要性。然而創業者,特別是做創造性工作的創業者,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收入不穩定。特別是在現在的中國,人們非常看重有份「穩定」的工作,認為這是自己買房、買車、成家的資本。年輕人如果去做高風險的創業,搞不好父母會跟他們斷絕關係。

鄧安銘:「穩定」就是個幻覺。你在大企業天天上班,你買房、買車、還貸,就穩定了嗎?顯然不是。這些事情瞬間就可以改變。我曾經在一家私募基金工作,有一天我的老闆在和董事會其他人的政治鬥爭中失敗。結果不但他走人,連他招的人(包括我)也被趕走了。這就是人們想象的「穩定」。

我覺得自己創業反而會更穩定。因為你會更小心地管理賬務,確保自己有足夠的緩衝 ,並對突發情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春曉:撇開收入不談。攝影師和金融人士的社會地位非常不同。而人都是社會動物,我們無法避免地看重別人對我們的認知。我第一份工作是在紐約當記者,但有一次走在街上,我被人當成賣光盤的。過了很久我才發現,原來華爾街的人穿得跟我很不一樣。對你而言,從華爾街的高光中「跌」為一名「賣苦力」的攝影師,你會覺得失落嗎?


鄧安銘:至於社會地位,說實話,大部分都是裝出來的。在客氣的場合,人家會說,哦,這位是高盛總裁。接下來呢?「那你要不要來我們這投資?」「你幫我兒子安排個工作吧?」這讓我覺得非常彆扭。現在我就跟別人說我是攝影師。很多情況下,人家就再也不搭理我了。我覺得這樣很舒服。



春曉:大家都說創業是九死一生的事。我身邊也有很多優秀的年輕人前僕後繼地跳坑,有的失敗了,不甘心,還一個接著一個地跳。但你成功了,你可以去香港開展覽,你的客戶是修了半個香港的多金地產商。你怎麼做到的?


鄧安銘:運氣只會降臨準備好的人。我能在香港做展覽,並不是餡餅從天而降。Derek(客戶)看到我在馬來西亞做的一個項目,在我的網站留言問我是否願意幫他做些拍攝工作。我在自己網站上寫了200多萬字,養成了一個習慣,就是每一條讀者評論我都回,雖然我並不知道給我留言的人是誰。如果那時Derek給我留言,我不回,或者只是敷衍一下,就不會做成那個展覽了。

我想指出的是,社會和媒體喜歡宣傳「成功人士」,卻完全忽略那些失敗者,那些努力嘗試了,但沒有成功的人。你要知道,全職攝影這條路,我前面嘗試了三次都以失敗告終。第四次才成功。我這次也許是非常幸運。


春曉:「交易門」(Tradingmen)也常報道一些失敗者的真實故事。跟成功光鮮的故事相比,它們從讀者那裡得到的關注很少。我理解,如果媒體急切地想要得到流量,就會功利性地、針對性地去發一些大家愛看的內容。哪怕這些內容離事實很遠。

很多中國的微信公眾號採用標題黨的形式,諸如「中國人必須轉」這樣惡俗的標題來吸引眼球,卻屢試不爽。這是媒體向人性低俗面的一種迎合。但同時中國也湧現出許多優秀、有品位的內容創業者。在這個從業者素質良莠不齊的行業,我們寧願犧牲流量,也要努力成為後者。

















鄧安銘的攝影作品:瑞典超級跑車Koenigsegg Regera - long exposure with high speed flash to freeze car


春曉:你現在除了專職攝影,還同時擔任哈蘇的戰略總監,並且創辦了自己的手錶公司。你怎麼去平衡這三份工作的關係?

鄧安銘:這三份工作對我來說是互相促進的。其實我很早就對手錶感興趣。我開始攝影就是因為想拍手錶。正好有一群對表感興趣的朋友加入了我。我們2014年開始嚴肅討論這件事。20178月我們的網站正式上線。我是CEO,負責設計手錶和其他事務,手錶由瑞士廠商製造。再通過我們的網站直接銷售給全球的手錶愛好者。

我不去走傳統的銷售渠道,很貴。我們的優勢是,我們可以通過網絡直接接觸到消費者。這也和我做攝影、寫博客這幾年的積累密切相關。如果沒有網絡平台的積累,我不可能做這件事。


鄧安銘對手錶的迷戀促使他進入攝影業,並創立自己的手錶品牌Ming






春曉:攝影帶給你最大的樂趣是什麼?

鄧安銘:我作為攝影者可以去拍攝別人看不到的場景,經歷人家經歷不到的,再把我的所見所聞分享給讀者。我曾經坐著直升飛機在香港的上空拍攝,在喜馬拉雅拍日出,也曾經拍攝馬拉西亞的隧道掘進機。那些都是讓我一輩子都難忘的時刻。我想這和記者的工作有類似之處。

春曉:對,採訪別人的時候,我們常常可以深入一個人的內心世界。每次聊完後,採訪對象常跟我說:哇,不知不覺竟然講了這麼多。而故事發出來,讀到的人會覺得某一根心弦被撥動,並不是因為故事里分享了賺錢攻略,而是因為讀者感到自己的人性得到了鏈接和延伸。讀者感覺不那麼孤獨,有一些共鳴,或者自己的生命更完整、充實了一些。我想在這個人人擁抱短視頻,及時享樂的年代,優質的文字和圖片一樣會有種讓人平靜、催人思考的力量。

春曉:對創業者來說,最寶貴的是時間。跟三年前我們第一次聊天比,你又多了這麼多工作。你怎麼管理你的時間?

鄧安銘:我推掉了很多(攝影)客戶,不再在網站上進行攝影教學(這兩項曾是他主要收入來源)。我也減少了評論攝影器材的文章數量。我現在每天平均工作12-14個小時。從2011年開始,我一天假都沒有給自己放過。

春曉:你的拍攝工作需要經常來中國。你也常去全世界其它國家。我很好奇,你對中國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鄧安銘:中國跟全世界其它國家都不一樣。這裡商業機會爆炸,經濟發展太快,我感覺這導致「做生意」成為了唯一目標。人性、文化層面的東西有所缺失。我可以理解大家對效率的追求。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需要對終端用戶有一些敏感。但我看不到這個東西。我感覺一切都只是產品,產品,一切都是為了生意。我去中國的一些地方,問一些問題,如果對方感知到沒有賺錢的機會,就不理我。我覺得中國可能需要多一些同理心吧。


春曉:你說的這種現象在其它國家也有嗎?

鄧安銘:全世界只有中國是這樣。我認為缺乏同理心是中國繼續崛起的最後一個障礙。

春曉: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話題。我的視角和你剛剛相反。我恰好認為科技、互聯網、商業的發展在推動中國人的同理心。十年前我從紐約回到北京,出租車司機認為我的箱子蹭臟了他的坐墊(其實坐墊本來就是臟的),對我亂發脾氣,我最多跟他吵一架。但這件事如果發生在現在,因為我可以給他差評,他之後每一單生意都會受影響,他肯定不會對我如此粗暴。我注意到,現在走在北上廣深的馬路上,禮讓行人的司機也越來越多。你可以說他們擔心被拍照拿罰單,這看上去是被逼出來的改變,但長此以往,其實科技和商業也深層次地影響了大家的思維模式和處事方法。

有一年我在意大利坐火車(Eurostar),從米蘭坐到佛羅倫薩。一位推車的中年意大利男人來回好多趟,都沒人買他的東西。他大概見我們是中國人好欺負,啪的一聲把一罐可樂放在我們桌上,硬要我們買。這就是你說的同理心的缺乏。

我相信這樣的事情可能依然會在今天的中國發生。但發生概率比以前低,因為這種人一定會被「大眾點評」。

春曉:回到攝影的話題。這幾年中國出現了一大波攝影愛好者,對器材十分迷戀。你怎麼看待這個現象?

鄧安銘:很多人覺得相機對拍出好照片至關重要。不同的相機,拍出來的照片當然有差別。但比相機本身更重要的是勤奮練習。拿著好相機,卻很少去學習用它,很少去練習拍攝,是永遠拍不出好照片的。越好的相機,它的功能和能做的事情越具體,其實需要你花更多的時間,更多的努力去學習、掌握和使用它。對器材本身的崇拜並不是出好照片的解決方案,好的技術才是。

春曉:中國有許多年輕人不再滿足於傳統的職業規劃。他們選擇當職業遊戲玩家、直播達人,交易門的不少採訪對象,選擇自己做資產管理和交易。能不能請你給想要創業的年輕人一些職業建議?



鄧安銘:不管你做什麼,首先你必須要養活自己。除非你很幸運,有父母和家族的支持。我在大機構也待了10年。我有足夠的保護墊來做我想做的事。如果你必須要在大機構工作積累,我建議你可以去學人家是怎麼去做生意的。但是,一旦你開始創業,你需要問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創造力。其次,有愛好和把這件事當成職業來做是不一樣的。這並不意味著你可以在商業上成功。

春曉:把愛好當成職業做是文藝青年們的幻想。這往往不靠譜。因為做成一件事,背後必須要有強大的商業邏輯和團隊執行力。

鄧安銘:對,你必須做好一切準備,但不意味著你會成功。你可能有完美的產品,盈利模式,但如果有人比你早三天發佈產品,你可能就失敗了。對創業者來說,那種「不知道事情能不能做成」的感覺永遠不會消失。

春曉:交易門的一位好朋友閆安,跟你一樣,投行覺得無聊透頂。他從高盛離職,開始自己做AI的學術研究。他預測AI時代2027年就會到來。那時,大量簡單重復的工作會被取代。其實在新聞領域,現在已經有機器人寫稿,部分取代記者的工作。俄羅斯國際象棋特級大師卡斯帕洛夫在他的著作Deep Thinking: Whe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ds and Human Creativity Begins(《深度思考:人工智能終止和人類創造開始》)中,提出機器取代人類的工作,只會讓人類更容易集中精力去做更有創意的事,追求充滿好奇、美和喜悅的精神世界。他說這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而不是某項技能,比如下國際象棋。

鄧安銘:這就是為什麼我建議大家去做有創造性的工作,也就是1+1=3的工作,而不是1+1=2的工作。 這樣的工作不會被機器取代。

然而相對於世界的巨變,我們現在的教育制度嚴重落後。學校沒有教我們怎麼去設計自己的職業,去適應新情況。就好像我現在的職業,10年、20年前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我也不能像現在這樣,住在吉隆坡,但是跟中國客戶做生意。我不可能通過網絡去給全世界的人銷售我自己設計,但是在瑞士生產的手錶。我不認為將來會有一成不變、可以一份工一輩子的職業等著大家。對於未來的年輕人,這將是最大的挑戰。

@交易門 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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