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資 ---- 100萬日本中年人的危機

 

現實版《小偷家族》正在上演，日本近期陸續出現「中老年人遺棄高齡父母遺體」案件，被捕的嫌疑犯大多是沒有工作、與父母同住的高齡子女。

根據日本警察廳統計，涉嫌遺棄遺體而被逮捕的人中，40歲以上的案例呈現成長趨勢，尤以50-60歲族群居多。

日媒稱，這些案件不約而同地指向了「8050問題」：80多歲老人與50多歲未就業子女同住，陷入生活困頓，被稱為「8050問題」。

自2010年以來，日本社會對它的關注與日俱增。

2018年，NHK特別節目錄製小組拍攝的紀實片《消失的勞動者：放棄工作》，聚焦於日本的中年失業者群體。

節目小組調查發現，在日本，四、五十歲的單身人群總數為650萬，其中有103萬人長期不工作，也不求職，連「失業者」也算不上，成了被排除在就業統計對象之外的「消失的勞動者」。

在日本，有103萬人被歸類為「消失的勞動者」。

在日本，隱性貧窮人口的數量正在急劇增加。除了“8050問題”，還演變出了“9060問題”和“7040問題”。

為什麼本該是年富力強、奮發有為的中堅世代，卻有100多萬人掉出了就業舞台？

怎麼就變成現在這樣了呢？

《消失的勞動者：放棄工作》探訪了幾個在就業市場上「消失」的人。他們大多深陷居家照護的泥沼，在一場名為「無止境看護」的惡夢當中，不管是身體還是心靈，都千瘡百孔。

當中最令人共鳴的是57歲的佐佐木哲夫。佐佐木原本是電器製造公司的正式員工，也參加了公司的馬拉松愛好群。

工作兩年後，母親過世，父親希望他辭職回家，繼承被褥店的生意，父子倆齊心協力經營自家生意。然而，在他45歲時，父親的腿腳不行了，還出現了阿茲海默症症狀。

父親每個月的退休金是10萬日圓，這點錢進不了任何一家養老院。於是，經營店鋪和照顧父親的重擔，落在佐佐木身上。

他被護理父親的繁瑣事項壓得喘不過氣來。因為無法投入工作，被褥店倒閉，父子倆只能靠父親的退休金維持生活。他瘦了30公斤，留下了難以治癒的腰傷。父親過世後，雖然卸下了照顧老人的負擔，但他也沒了立即開始工作的信心。

節目組到他家探訪時，發現他做菜不放任何調味品，因為，「要是習慣了吃好吃的，就會想到外面去吃飯」。父親生前最愛的雞尾鸚鵡，成了他唯一的「家人」。

拍攝期間，鸚鵡突然死了。他說：「比起難受或悲傷，更像被什麼東西劃了一個大口子，感覺失去了什麼。」

父親在世時，他尚且還有生活下去的目標；父親走後，他說：「我現在光是活下去都已經用盡力。

53歲的原真由美，曾是外資證券公司的派遣員工，7年前被裁員，在那之後便一直處在不停換工作的狀態。

原的父親92歲，為了看護父母，原只能頻繁辭職，不時回老家盡到為人子女的責任。像原這種從事非正式工的單身中年女性，大多數情況下所承擔的風險比男性大得多。在原看來，人要活百歲的話，自己才活到一半，「卻一直在打敗局已定的『垃圾比賽』」。

因為照護重擔，佐佐木和原不得不長期閉門不出，成為家裡蹲，難以返回職場或重建自己的生活。

中年「家裡蹲」往往有著「親子同倒」（即子女為了照顧高齡父母而與之同住，形成綁定式生活）的風險。他們越投入家庭照護，與社會的連結就會越來越弱，因此陷入無助的痛苦。

片子中也有鼓舞人心的案例。

49歲的藤井健一，父親也得了阿茲海默症，自己則因工作落下腰傷。他決定辭職，專門在家照顧父親。

和佐佐木不同，得益於幫扶中心的早期介入，藤井通過成年監護制度，聘請律師擔任父親的第三方監護人，全權管理財產。在這樣的保障下，養老院不再有顧慮，接納其父入院。藤井本人也憑藉著先前的駕駛證找到了一份工作，從名為「家庭護理」的牢籠中全身而退。

但藤井的案例仍佔少數。早在2000年，日本就確立了看護保險制度，但在少子化、老化的雙重夾擊下，看護仍存在不少漏洞，很大程度上依賴家人的幫助。

日本福祉大學教授藤森克彥在研究日本人口年齡結構時發現，過去，四、五十歲的中年人結婚後成為家中頂樑柱，他們是社會公認的中堅群體。

人們普遍認為，在他們身上很難產生貧窮或孤獨問題，他們可以自行解決生活中的風險。

但在現今的中年人群當中，未婚者人數增加。同時，有越來越多的人成為非正式員工，工作穩定性和收入都無法保障，也不能像正式員工那樣利用看護假制度，不得不自行承擔全部看護工作，持續看護父母10年甚至20年。

一旦父母過世，與社會關係長期隔絕的他們，就會陷入絕境，面對自己步入老年的嚴峻未來。